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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來源https://tw.news.yahoo.com/本報特約-金融透視-程貴-丁個人信貸志傑-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貨幣金融合作的困境及其破解-03100055貸款3.html

一、引言 2013年9月,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哈薩克斯坦時,首次正式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並倡議沿線各國加強政策溝通、貿易暢通、道路聯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實現歐亞之間的商品貿易、資源開發、金融合作以及區域穩定等目標。 2015年3月,國家發改委、外交部與商務部聯合發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闡述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原則、思路、合作重點與機制,並要求相關省區發揮自身優勢,打造成向西開放的支點。當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重點不僅在國內,更在國外。 由於絲綢之路經濟帶範圍廣闊、涉及眾多國家和地區,中國大陸在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不能全面撒網,而應選准切入點和突破口,分層次逐步推進。中亞是中國大陸向西開放的第一站,也是中國大陸推行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的利益核心區。中亞國家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不僅石油、天然氣儲量位居世界前列,而且鐵、銅、鎢、鋅、鉛、鈾等礦產規模也很可觀。 近年來,中國大陸與中亞國家在能源供應、經貿往來、安全防衛等方面開展了一系列合作。一方面,中國大陸的能源需求旺盛且產能過剩,急需擴大能源進口來源多元化與對外輸出富餘產能,這與能源儲量豐富、基礎設施投資不足、民生物資短缺的中亞國家形成強烈互補;另一方面,中國大陸與中亞國家共同面臨著恐怖主義、分裂主義與極端主義的威脅,存在維護地區安全與穩定的堅定訴求。因此,從區位、資源、經濟與安全等角度考察,中亞構成現階段中國大陸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核心區與關鍵地帶。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建設過程中,金融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加快區內金融發展有助於引導資源流動,優化資源配置與促進區域可持續發展。 習近平主席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創新性地提出“五通”合作模式,力促“貨幣流通”發揮出“輸血”功能,實現絲綢之路經濟帶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與民心相通。現實中,區內各國間貨幣的自由流通,離不開各國在貨幣金融領域的精誠協作。加強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貨幣金融合作,不僅可以為各國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援、降低跨境投資貿易的匯兌結算成本以及提高企業抗風險能力,而且能夠促進後危機時代的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打破美元霸權,改善全球金融治理環境與維護區域金融體系穩定。2010年,中國提出創建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彙聚成員國之合力,破解區域基礎設施建設融資難題。 2013年,習近平根據“一帶一路”戰略部署,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絲路基金,為“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產業轉移、技術合作提供資金支持。迄今為止,中國大陸已經與中亞國家在加強貨幣金融合作上達成一系列共識,圍繞貨幣互換、本幣結算、風險監測等方面簽署了相關協議,推出人民幣與哈薩克斯坦堅戈的現匯業務,初步建立了資訊互換、政策協調機制。 儘管貨幣金融合作取得了一定進展,但絲負債整合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建設還面臨著源自內部與週邊的問題,使得中國與中亞國家之間的貨幣金融合作面臨著巨大挑戰。 具體而言,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經濟發展不均衡、文化差異顯著,增加了多邊或雙邊經濟金融政策協調難度;中亞地區政局不穩定、民族矛盾突出以及大國利益角逐,造成區內貨幣金融合作風險集聚;中國人民幣不完全可兌換、中亞國家貨幣匯率不穩定,直接制約區域貨幣金融合作的深度與廣度。由此,本文將聚焦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建設,闡述分析中國大陸與中亞國家貨幣金融合作的動力引擎與實際進展,指出當前核心區貨幣金融合作的現實困境,最後提出破解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貨幣金融合作困境的路徑。 二、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 貨幣金融合作的動力引擎貨幣金融合作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2015年5月,習近平再度訪問哈薩克斯坦時提出,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與哈方“光明之路”經濟政策對接,抓好基建、能源、金融等領域合作。事實上,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貨幣金融合作符合各方核心利益。它既是深化區域交通互聯、貿易、投資的重要保障,也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改革國際金融治理體系與提升國際話語權的必要手段。 一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受到次貸危機與歐債危機的影響,全球金融資產價格暴跌,金融機構倒閉,實體經濟增長緩慢。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依賴產品與能源出口的中國大陸與中亞國家難以獨善其身,經濟陷入低迷或衰退,金融風險快速積累。當受危機衝擊的國家需要援助時,國際性金融機構往往救援行動遲緩且援助條件苛刻。在國際金融體系不完善、談判話語權缺失的情況下,推進區域貨幣金融合作、實現區域“抱團取暖”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國家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有效途徑。核心區各國通過深化貨幣互換、投融資機構、金融監管等方面協作,彙聚區域之合力,形成集體互助的危機應對機制,以共同抵禦外部衝擊。這樣既能促進核心區內部的經貿合作,夯實經濟金融發展基礎,也能提升該地區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談判話語權與影響力。 二是深化區域經貿合作。隨著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經貿聯繫的日趨密切,加強貨幣金融合作符合核心區各國的共同利益,有助於實現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能源開採、降低匯兌成本等目標。具體而言,成立開發性金融機構與合作投資基金,為核心區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融資支援,促進交通、郵電、供水、電力等項目建設;推動能源產業與金融資本的聚合,加快中亞地區石油、天然氣等資源的開發,既可增加中亞國家出口創匯收入,又能保障中國的能源進口來源多元化;開展以金融機構互設、貨幣結算匯兌業務等為代表的金融服務創新,可以為跨境貿易投資創造良好的金融市場環境,減低雙邊交易成本,優化資源配置效率。因此,從功能主義角度上看,加強核心區貨幣金融合作的收益遠高於成本,是互利共贏的結果,會得到核心區國家的一致肯定。 三是改善國際金融治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現有國際貨幣金融秩序的不合理。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國家對當前國際金融結構及其治理方式提出廣泛批評,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機構被美國所“束縛”,成為鞏固美元霸權與傳播西方價值的平臺,沒有切實考慮新興國家的發展需求。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例,亞洲地區電力短缺,鐵路運輸效率低下,嚴重制約到地區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品質。據亞洲開發銀行測算,在未來10年間,亞洲每年基礎設施資金需求為7300億美元,而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每年在亞洲的總投資僅有300億美元,資金缺口巨大。美國對改革國際金融秩序反應冷淡,否決了新興國家的訴求,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改革。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大陸與中亞國家另闢蹊徑,創建(或籌建)上海合作組織銀聯體、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及絲路基金,在完善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投融資機構的同時,“倒逼”當前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改革。從某種角度上看,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貨幣金融合作既是當前國際金融治理體系的“被迫選擇”,也是對美元霸權的“主動反制”。 三、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貨幣金融合作的已有進展 隨著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經貿合作與人員往來的日漸頻繁,區內貨幣金融合作也變得越來越密切,並在貨幣互換、本幣結算、投融資機構、金融監管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果。儘管當前核心區貨幣金融合作還處於初期發展階段,離成熟貨幣金融體系還有不小距離,但是它正在為促進區域經濟金融一體化提供重要支撐。 一是擴大雙邊貨幣互換規模。貨幣互換是不同貨幣之間的債務資金調換,是一種籌措短期外匯資產、應對緊急融資的方式。近年來,中國已經陸續與中亞國家簽訂了眾多貨幣互換協定。2011年4月,中國與烏茲別克斯坦簽署了為期3年、金額為7億元人民幣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2011年6月,中國與哈薩克斯坦簽訂了金額為70億元人民幣的貨幣互換協定,協定有效期為3年。2014年12月,中哈兩國經協商續簽了貨幣互換協定,同時還簽訂雙邊本幣結算與支付協議。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貨幣互換,不但可以給受危機衝擊的國家提供流動性支援,起到維護區域金融穩定的作用,而且有利於建立區內貨幣的直接交易市場,為雙邊貿易投資本幣結算提供便利。 二是推進區域貿易本幣結算。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在深化經貿合作時,積極完善區域性貨幣的存款、貸款、兌換、結算等金融服務,降低核心區內企業的匯率風險與匯兌成本。2005年,中國大陸與哈薩克斯坦簽訂了《關於邊境地區貿易銀行結算協定》,明確指出跨境貿易可以使用人民幣和堅戈進行結算,同時雙方商業銀行可以互開對方國家的貨幣帳戶。2014年,中國大陸與哈薩克斯坦央行簽署協定,將中哈本幣結算從邊境貿易擴大到一般貿易,經濟主體可自由兌換人民幣與堅戈。中國還積極與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領導人進行磋商,表達出“擴大雙邊本幣結算”的願望。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緊抓其與中亞國家邊貿持續發展契機,加快推進雙邊本幣結算業務,促進雙邊貿易便利化。2010年中國新疆被納入跨境人民幣結算試點省份,2011年推出人民幣與堅戈的現匯掛盤交易,2013年推出人民幣兌堅戈現鈔匯率與掛牌交易。顯然,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本幣結算不僅是深化與便利核心區經濟金融合作的必然選擇,也是實現核心區貨幣國際化與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手段。 三是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資機構。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不斷加大金融市場開放力度,創建了一系列投融資機構,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信貸支援與金融服務。2005年,在上海合作組織基礎上成立了銀行聯合體,由成員國金融機構共同出資,為區域基礎設施建設、能源開發、農業合作提供信貸支援。2014年,中國倡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絲綢基金,調動本地信貸資源,改善亞洲地區基礎設施環境。中亞國家(除土庫曼斯坦之外)積極回應中國號召,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為其意向創始成員國。中國還與中亞國家開展基金合作,如中信公司與哈薩克斯坦“薩姆魯克—卡澤納”主權財富基金聯合成立了中信—卡澤納基金,為雙邊基礎設施建設、能源開發以及農業技術合作提供信貸支持。除了政府間的金融合作之外,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還湧現出服務當地經濟的商業性金融機構。例如,中國工商銀行在哈薩克斯坦設立分支機搆,開設出存貸匯、兌換、信用證等業務,為雙邊貿易投資、產業轉移與工程建設提供便利。 四是深化金融監管合作。金融監管合作是貨幣金融合作的重要內容之一。由於跨境金融活動金融風險巨大,加強金融監管合作有利於維護國際金融穩定和促進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目前,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國家的法律都強調,在加強國內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監管的同時,進一步深化國際金融監管合作。這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國家實施雙邊或區域性多邊金融監管合作奠定基礎。在雙邊監管方面,2004年中國大陸與吉爾吉斯斯坦簽署了《中國銀監會與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國家銀行監管合作協定》,2005年中國與哈薩克斯坦簽署了《關於銀行監管領域開展合作的諒解備忘錄》,2010年中國與塔吉克斯坦也簽署了相關的金融監管協定。在區域性多邊監管方面,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國家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下逐步深化金融監管合作,儘管目前尚未簽署專門性的金融監管協議,但在《上海合作組織經濟合作綱要》中闡明了加強成員國銀行間金融監管合作的內容。這些雙邊或區域性多邊金融監管協定,為協調核心區國家金融貨幣政策提供了指導原則與操作方法。 四、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貨幣合作的現實困境 儘管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貨幣金融合作是互利共贏的戰略舉措,但是核心區內各國還面臨著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大國博弈下的貨幣主導權競爭、貨幣不可自由兌換以及區域安全等諸多現實挑戰。這些問題的存在,必將增加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貨幣金融合作的難度,阻礙區域經濟金融一體化。 (一)區域發展不均衡增大政策協調難度 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國家屬於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差距相對較大,二元化經濟結構明顯。從GDP上看,2013年中國大陸的GDP總額最大,達到9.24萬億美元,吉爾吉斯斯坦的GDP總量最小,僅有85億美元。從人均GDP上看,2013年中國與哈薩克斯坦的人均GDP分別為6807美元和9730美元,而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人均GDP是990美元和860美元。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使得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貨幣金融合作根基變得脆弱。 一是金融體系差異顯著。由於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在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調控、金融監管等方面的發展亦不同步。與中亞國家相比,中國大陸擁有多元化的金融機構、門類齊全的金融市場以及較為健全的金融調控與金融監管體系。金融體系差異會制約中國大陸與中亞國家貨幣金融合作的深度與廣度。 二是政策選擇不同。在選擇經濟發展路徑與應對經濟危機時,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國家往往會採取不同的經濟金融政策,進而出現意見分歧與利益衝突。 三是匯率制度安排不同。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導致絲綢之路核心區國家採取差異化的匯率制度,不利於維護多邊匯率穩定。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匯率安排分類標準(2009),中國當前屬於爬行盯住匯率制度,哈薩克斯斯坦與塔吉克斯坦屬於穩定化安排匯率制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與吉爾吉斯斯坦分別屬於類爬行盯住匯率制度、傳統盯住匯率制度以及其他有管理的匯率制度。匯率制度差異體現各國的不同利益訴求與政策選擇,將增大核心區貨幣合作與匯率協調的難度。 (二)大國博弈加劇貨幣主導權競爭 隨著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本幣支付結算範圍的日漸擴大,美國、俄羅斯不願意看到美元、盧布退出中亞市場,極力採取措施阻撓人民幣區域化進程。自從中亞獨立以來,美國始終積極介入中亞事務,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加強對中亞地區的滲透與影響。2011年,美國的“新絲綢之路戰略”力圖以阿富汗為支點,建立銜接中亞、南亞的區域交通網與經濟合作網。 該戰略意圖在於:控制中亞的油氣資源與開發中亞地區市場,擠壓俄羅斯與中國大陸的地緣政治空間,同時削弱中國人民幣在中亞地區的支付結算地位,保障美元的國際霸主地位。此外,中亞與俄羅斯歷來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中亞不僅是俄羅斯重要的原材料產地與產品銷售市場,而且還是俄羅斯隔離伊斯蘭勢力擴張的“緩衝帶”。 在俄羅斯看來,任何外部勢力對中亞的滲透都是對其地緣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的侵犯。即便是經濟陷入衰退、盧布持續疲軟的情況下,俄羅斯依然消極對待甚至排斥由中國大陸主導的絲綢之路經濟戰略,忌憚人民幣在中亞地區的擴張趨勢。需要指出的是,中亞國家不願讓渡本國部分貨幣主權,擔心本國貨幣在與人民幣競爭時陷入相對劣勢,進而對人民幣的認同度與接受度比較低。總而言之,區域貨幣主導權競爭涉及國家利益,大國貨幣博弈勢必制約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貨幣金融合作的深廣度。 (三)貨幣不完全可兌換是無法回避的“短板” 貨幣流通是“五通”建設中的核心內容。加強貨幣流通意味著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各國的本幣在經常項下和資本項下實現可兌換。目前,中國大陸由於國內資本市場還不發達、管理尚不完善,仍然實行盯住一籃子貨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可兌換,在資本項目下還不完全可兌換。 另外,受到經濟整體欠發達、產業結構不完善、金融發展不健全等影響,中亞國家(除吉爾吉斯斯坦之外)的貨幣基本是不完全可兌換的。如哈薩克斯坦的堅戈、烏茲別克斯坦的蘇姆、塔吉克斯坦索莫尼只在經常專案自由兌換,土庫曼斯坦的馬納特不能自由兌換。貨幣不完全可兌換無疑是阻礙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貨幣合作的一塊“短板”。以人民幣為例,人民幣不完全可兌換不僅限制了中國通過資本項目輸出與回流人民幣,而且制約了境內外人民幣遠期匯率市場培育與金融產品的開展。這直接降低了核心區國家使用人民幣結算、投資乃至儲備的積極性。因此,絲綢之路經濟核心區應打破貨幣不可兌換的堅冰,逐步放鬆資本項下貨幣管制力度,擴大本幣交易匯兌的自由度。 (四)地區局勢不穩定構成潛在隱患 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內,除中國政局穩定之外,中亞國家的整體局勢複雜多變,存在諸多不穩定性,使區域貨幣金融合作蒙上陰影。 一是大國利益角逐。中亞的戰略地位使其成為美國、俄羅斯的爭奪對象,後者間的博弈往往把中亞國家裹挾其中,在極端的時候甚至引發社會動盪。2005年,吉爾吉斯斯坦的“鬱金香革命”與烏茲別克斯坦的“安集延事件”背後都能看到美國與俄羅斯的影子。 二是內部衝突不斷。中亞國家內部存在著資源爭奪、邊界糾紛與民族矛盾等問題。在資源爭奪上,中亞地區氣候乾旱、水資源緊缺,河流上游的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希望修築水壩發電,下游的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與哈薩克斯坦極為不滿。在邊界糾紛上,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與吉爾吉斯斯坦在費爾幹納盆地的邊界勘定仍未明確,時常伴隨著烏吉、烏塔、吉塔間的民族與邊民衝突。其中,2010年吉爾吉斯斯坦奧什市由於烏茲別克與吉爾吉斯民族之間的衝突,發生了數千人傷亡的騷亂。 三是“三股”勢力活躍。由於長時期的經濟低迷與中央控制力薄弱,泛突厥主義、泛伊斯蘭主義以及恐怖主義思想在中亞地區傳播時沒有受到相應的節制,使得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和暴力恐怖主義活動猖獗。顯然,地區政局不穩定勢必給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金融合作提出挑戰。 五、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貨幣合作困境的破解 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貨幣金融合作是一項複雜工程,需要堅持協調配合、分步實施、逐步推進的思路,在絲綢之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及上海合作組織等框架下,加強雙邊或多邊交流協作,深化經濟合作與改革,協調宏觀經濟政策,為核心區貨幣金融合作創造良好環境。 (一)深化經濟金融合作,促進各國經濟協調發展 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需要發揮各自的資源與產業優勢,促進經貿往來與技術合作,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為核心區貨幣金融合作奠定堅實基礎。 一是推動經貿合作。利用核心區經濟結構互補性強的特點,不斷拓寬利益交匯點,在能源、基建、通信、機電、農業等領域開展合作,實現核心區經貿合作的制度化與規範化。同時,著力發揮區域性投融資機構的功能,為區域基礎設施建設、經貿往來、技術合作等提供資金支持,促進核心區經濟繁榮與縮小經濟差距。 二是建立政策協調機制。利用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及上海合作組織等交流平臺,深化金融組織體系、調控體系與監管體系等方面合作,建立產業政策、貨幣政策、金融監管等協調機制,定期協調彼此的宏觀經濟政策,避免核心區內部過度競爭與資源浪費,保證資本帳戶與經常帳戶平衡。 三是建立緊急救援機制。建立緊急救援機制,聚集核心區之合力,提升應對金融危機衝擊的能力,避免核心區陷入經濟衰退,共同維護地區金融穩定。 (二)加強政治對話,有序推進核心區貨幣合作 鑒於中亞地區地緣政治形勢複雜,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建設需要加強政治溝通,保持對話磋商,在尊重各方主權與核心利益的同時,務實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貨幣金融合作。 一是加強政治溝通。美國、俄羅斯等大國應摒棄冷戰思維,以合作代替猜忌,在互利共贏中推進絲綢之路戰略融合。核心區國家保持高層互訪,建立政策協調機制,把核心區建設成利益緊密、同舟共濟的命運共同體。 二是有序推進貨幣合作。貨幣流通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建設的潤滑劑,運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上海合作組織銀聯體等管道,加大對基礎設施、商品貿易、能源資源的融資支援,擴大區域貿易本幣結算範圍,完善跨境金融服務功能,為核心區建設提供堅實保障。 三是鼓勵區域主權貨幣競爭。結合核心區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實行多重貨幣聯盟,鼓勵區域內主權貨幣競爭,尤其是發揮人民幣與堅戈等貨幣的跨境貿易支付結算作用,待時機成熟再過渡到由市場遴選的單一貨幣模式。這樣既可以降低匯率波動性與節約匯兌成本,而且能夠促進生產要素流動與經濟結構調整。 (三)深化金融市場改革,實現區內貨幣自由可兌換 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需要結合具體國情與國際經驗,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深化金融市場改革,明確貨幣自由兌換改革步驟,穩妥推動利率市場化與匯率彈性化,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與金融市場環境,逐步實現核心區主權貨幣自由可兌換。 一是深化金融市場改革。加快投融資體系改革,平衡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比重,完善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產品種類,為國內外市場機構與投資者提供多樣性的投資管道,形成貨幣回流機制。 二是推進利率與匯率市場化。利率與匯率市場化是把不同地區金融資源的價格統一化的過程,有助於促進貨幣自由兌換與減少市場套利空間。核心區國家應逐步放鬆利率管制與匯率干預,擴大利率與匯率的浮動區間,提升金融機構的自主定價權,增強貨幣匯率調控彈性,使得金融市場形成良性競爭的態勢,為核心區貨幣可兌換創造積極條件。 三是強化跨境金融監管。貨幣自由兌換涉及不同地區金融市場的互動,加大跨境資金流動,容易引發金融風險。需要依託區域性或國際性金融組織,對金融監管問題展開對話合作,對跨境貨幣流通狀況進行監測統計,及時掌握跨境貨幣流動的規模與走向,為防範金融風險、制定貨幣政策提供參考依據。 (四)加強區域安全合作,共建持久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 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需要秉持睦鄰友好理念,加強區域安全合作,建立對話磋商與爭端解決機制,為核心區金融合作提供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 一是深化睦鄰友好。在地緣政局快速演變的背景下,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國家需要加強政治互信,在邊界劃分、資源配置等方面進行磋商,建立利益協調與衝突化解機制,夯實與鞏固區域合作基礎。以中國大陸為例,自中亞獨立後,中國大陸與中亞國家開啟邊界談判,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並積極開展高層互訪,建立起戰略夥伴關係,提升了區域政治關係。 二是加強安全領域合作。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國家需要依託上海合作組織平臺,擴大利益共識,建立安全合作機制,共同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毒品交易、跨國犯罪等問題,營造良好的地區環境。 三是建立和諧的民族關係。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國家需要淡化民族觀念,宣導文化多元化,反對極端民族主義,建立民族和諧關係。一方面,尊重歷史形成的邊界,協調各民族利益,力促和睦相處;另一方面,吸引各民族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使包容共贏的市場思維取代狹隘偏激的民族觀念,促進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與文明融合。(大陸國研網專供,作者:IMI學術委員、對外經貿大學校長助理 丁志傑 程貴) 【中央網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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